保卫真正的未来 郑永年：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文章（值得深思）

《捍卫社会》一书是郑永年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文章合集。 内容涵盖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思路转变、房地产领域的社会改革、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社会冲突、社会暴力、思想道德危机、收入分配与社会正义、教育等八个方面改革。 作为一名教育家，我非常同意郑永年的一些观点。 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纵观当代中国近3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小学教育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价值取向以追求实用为主导，导致学校教育的功利化、世俗化、行政化，以及所谓的“科学量化”。 二是片面强调与升学、就业密切相关的知识技能，忽视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人文知识，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较差。质量。 我们现在的学生中真正热爱读书、会读书的很少，我们的老师也是如此。 教育面临的环境如此恶劣，个人能做什么？ 这是很多老师在与他们交流时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我们理解很多压力是因为环境限制了我们，而我们往往会顺应环境，从而使环境变得更糟。 然而，我们不能在不意识到自己的原罪的情况下服从这种邪恶。 一个优秀的老师一定是一个自信的人，一个能输得起的人，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能放下的人。 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在任何方面比别人好，包括身高、体重、外貌、学历等等。房子、成绩、论文发表、精品课程竞赛……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他可能必须放弃什么，并且必须将某些价值观放在次要位置。

我们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 系统在哪里？ 系统是一个实体吗？ 如果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能意识到，那么这些不合理的制度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心中的真、善、美。 作为一名教育者，不能因为眼前的功利而忘记教育的使命。 如果每个老师都能站出来教书，中国的未来将是光明的。 还有希望。 当然，站着教还是躺着甚至跪着教，最终还是要看老师自己。

读《保卫社会》后的感想（二）

《捍卫社会》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评论60多篇。

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国过去十年（2001-2010）的社会变迁，特别是近三四年来的各种突出、重大的社会改革问题。 为此，作者将文章分为八章，重点讨论改革模式、房地产、中产阶级、社会抗议、社会冲突与暴力、意识形态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

社会为什么需要保护？ 原因很简单。 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就会变得暴力。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一直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笔者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的高度紧张。 如果不通过以“社会平衡”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来纠正各种危机，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暴力，国家将难以维持长期和平，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将面临巨大挑战。 为此，作者大声呼吁“保卫社会”，呼吁国家建立公平的基本社会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分享改革成果。 他还提出了与社会改革有关的各种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发展出明智、冷静和原创的建设性思想。

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改革模式问题。 前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注重国民经济规模和效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持续增长。 然而，过度、单一地强调经济增长，不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往往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 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导致发展局面不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改革模式的转变。 改革的目的必须从追求增长转向制度建设，改革的重点必须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

在中国整体社会转型中，房地产及其相关的土地分配问题无疑是利益最复杂、问题最突出、矛盾最尖锐、民怨最集中的问题。 那么房地产改革将成为社会改革最大的工程。 追根溯源，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旧制度的设计只看到了它的金融和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它更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因此，下一步的核心改革议程是确认居民住房权利，建立与商品房市场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场。 “拥有永久财产的人有毅力。” 只有人民的住房权得到确立，中国才能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可持续的住房制度。

房地产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社会结构失衡。 众所周知保卫真正的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却很难确定。 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无疑将成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但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保险保障体系的缺失，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时刻处于危险的状态。 更严重的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80后”、“90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权力和资本垄断社会资源和机会，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正在萎缩。 这最突出地体现在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短短十几年，中国基尼系数从0.40以下跃升至0.50左右，跻身亚洲收入差距最大经济体之列。 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相对普遍、均匀地惠及全社会。

收入分配的恶化和中产阶级的困境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在动摇。 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意识的分裂。 面对这样的趋势，中国政治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阻止权力和资本对中产阶级的侵蚀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其中最重要的调整是逐步减少权力对要素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取消权力阶层的某些经济特权，放松对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组织能力的约束。 换句话说，当社会变得绝对弱小时，权力就必须保护社会；当社会变得绝对弱小时，权力就必须保护社会； 而权力自觉保护社会的方式，就是重新融入社会，而不是高高在上，依靠垄断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很简单，如果垄断性国有企业也必须接受市场和法律的约束，如果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也必须面对社会成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利益表达和规则制定如果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必然会更加合理，社会结构的不平衡自然会得到缓解。 这种改革可能会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者，但它能触及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和资本的垄断。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上升有时表现为社会抗议，有时表现为暴力行为。 这两种社会现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总的来说，我认为社会抗议本身（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其大背景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转变。 我们不必太担心这方面的冲突。 人们现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动力以更低的成本组织抗议活动。 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都会面临这种情况，这是社会为自身缓解压力的一种机制。

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上升的趋势也值得我们关注。 其中尤其是暴力的蔓延。 这表明，至少有一部分抗议源于我们体制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这种抗议需要通过政治转型（包括行政和司法改革）来解决。 也就是说，要能够将利益冲突“内化”，让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更加合法、畅通的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让利益冲突的处理进入法制化轨道，从而消化利益冲突。大部分抗议来自源头。

当今社会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进一步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 从广义上讲，中国确实缺乏一种被全社会认可的主流价值观。 软实力不足、宗教势力崛起、意识形态危机和社会信任问题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思想文化领域改革的大课题是倡导新的主流价值体系。 人文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其内涵和外延还需要优化和丰富。

同样，我在专栏中也特别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 高等教育和房地产在我的书中都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社会经济矛盾最突出、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系统，高等教育改革尤为关键。 我国高等教育“高投入、低产出”已成为社会公认的问题。 这与中国的经济强国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决策、评估和管理体系的官僚化。 这与大学作为教育学术共同体应特别强调专业性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 应该说，并购扩张、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等诸多问题都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 因此，高校“去行政化”、建立教育自主权应该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一、政府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之前的基本责任，加快转变职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适当淡化。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注重经济建设，而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环境相对成熟时，政府就有条件实现转型、发展经济。 有些功能可以由市场来承担。 我国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后，社会建设滞后，社会问题凸显，迫使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社会建设。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包括维护公民生存发展、就业创业、收入分配、人才选拔、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公平正义。 政府要转变为法制、服务型、公正政府，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从“普世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政府应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经济实力被视为“硬实力”，那么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建设水平则可被视为“软实力”。 当前，我们在软实力建设上明显落后于硬实力发展。 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更注重软实力水平。 当前，在软实力建设上，我认为要重点抓两方面：一是增强制度竞争力，从“摸着石头过河”向“修路架桥”转变，不断完善设计社会制度，完善体制机制，贡献社会建设。 提供长期保护。 二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特别是推动形成既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又适应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三、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创新理念。 先“维权”，才能“维稳”。 只有政府把工作重心回归到维护群众权益上来，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必须避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 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变“高压”为“减压”，变“封锁”为“稀疏”，变“新闻沉默”为“消息公开”。 政府要学会与群众合理合法信访和平共处，畅通群众和社会上访渠道，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切实做好信访工作，建议取消信访考核制度。 一方面可以保障群众合理合法的信访权益，否则信访部门从利益冲动的角度就会与正常的信访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来引导群众和社会主要力量。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扭转“大事大解决、小事小解决、无事不解决”的被动局面。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特别是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必须及时公开，保障人民和社会的知情权。

4、政府要善于做“小事”，杜绝“假、大、空”。 当前，政府工作很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轨道。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选官制度使得官员有为上级服务的利益冲动，而缺乏为群众服务的利益冲动。 群众很难影响官员的任免。 。 因此，政府容易出现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行为，习惯于将一切工作政治化、崇高化。 “民生无小事。” 唱得不高、政绩和形象不突出的问题也要解决。 政府“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仅要做好大事，还要善于做小事，这样才能一点一滴地做好。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五、政府诚信至关重要，自身建设刻不容缓。 当前，群体性事件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大量“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其中不少人参与了暴力、恶性事件。 关键是，当政府诚信出现问题时，群众的逆反心理很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闹事。 他们会抵制甚至对抗政府的合理做法。 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树立廉政形象，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言出必行、取信于民。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要为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工作失误和失信行为的发生。 推进新闻立法，保障和规范舆论监督。

六、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当前我们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发展的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有效弥补政府服务短板。 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保障公民基本权益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探索在村委会、村民小组之外建立农民自治组织，发动群众公民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加快“工人、青年、妇女”改革，共同构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