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是什么因素？

第一个：因少数民族政策而死亡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少。 这种说法从唐朝中叶起就一直有，说唐朝的灭亡与少数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河北护花说”，本质上是这一观点的延伸。

隋唐王朝是在乱世中建立的。 唐朝大量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但移民政策并不健全，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胡化”现象。 有学者认为，“护花”一旦向偏远地区蔓延，这里就会产生离心力。 当地民众对唐朝缺乏归属感，很容易受到其他势力的挑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唐朝有很多胡族大臣，他们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处于救亡图存的最前线。 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后世满清极为相似。 清朝虽然将最高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满族手中，但却任用了大量的中高级外国将领。

笔者认为，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而李隆基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失败的。 李世民坚持把大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尽管他任命了大量的诸侯将领，但最高军事权力仍然掌握在汉族大臣和李氏家族手中。 相比之下，李隆基却没能把握好这一举措，让军权掌握在高仙芝、安禄山等将领手中。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唐两位皇帝所任命的将领的身份中找到线索。

李世民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大多是出身贵族的少数民族达官贵人，如突厥诸侯、铁勒诸侯等，都是少数民族贵族。 反观李隆基，他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大多出身贫寒，即“多为私生子、贱胡人”。 例如，安禄山是一位混血死囚。

虽然说“英雄不问出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贵族有着平民所没有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这些人一旦效忠唐朝，往往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一定的向心力。 而且这些少数民族贵族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很容易赢得属下的支持。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贫困的少数民族孩子即使取得了优越的地位，也很难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 在这种不服气的心态下，这些人难免会产生逆反心理。

第二个：死于科举制度

近日，笔者在网上看到了另一种观点，同样发人深省：安史之乱的首要原因是失意的士兵和失意的士人的结合。

这一观点是上述“华夷之争”的反证。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给出的依据是，煽动安史之乱的幕僚大部分是汉人，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是这些汉人发动安史之乱的首要原因。 。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武周时期以后科举考试开始流行，但权力的核心仍然是原来的贵族家族。 寒门子弟想要获得大权是很困难的，即使获得了也只能算是凤毛麟角。

科举制度的实行，无疑给了广大寒门子弟出人头地、成为当家作主的机会。 然而，即使科举盛行了几千年，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仍然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 在文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大多是自负的。 唐诗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哀叹“才华横溢”。 唐代的读书人大多希望学业有成，“学而优则仕”。 他们很少像其他朝代的不被赏识的人才那样隐居山林（即使隐居山林，也是失名多年之后）。

对于那些未能上榜的学者来说，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 许多文人（尤其是有才华的人）在科举失利后，都会去河朔为军阀做幕僚，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 封建城镇的军阀们和这些落魄的文人有着同样的心态，那就是对现实的不满。 这两种对现实不满的力量结合起来，对原有的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吸取了唐朝错误的宋朝，在重文轻武的同时，大量聘用士人，给士人更多的机会。 即使是那些多年未成功的倒霉蛋，仍然可以获得中央优惠政策的支持，通过其他渠道跻身“铁饭碗”。 所以兴盛帝国，宋朝从根本上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个：因开放政策而亡

很多朋友认为，唐朝的皇帝（尤其是李隆基）军国主义、过度。 许多人还拿出开元时期的军费记录来证明开变过度消耗国库的说法。

为什么历史学家没有提及这个说法？

这是因为无论唐朝花费多少军费，都不会拖垮国家的经济。 我们不妨把唐朝前后的汉朝和宋朝拿出来，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军费开支并不多。 众所周知，从天宝到开元，唐朝的经济始终处于上升繁荣时期，所以李隆基执政期间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实在是九牛一毛。

而且唐朝采取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所以在很多对外战争中，不仅没有花费大量的军费，反而还从所占据的资源中发了大财。 这一战略对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笔者发现，很多朋友对于唐朝的侵略军事活动并没有全面的了解。 他们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皇帝个人，或者归咎于某个贪功的将领。

据史料记载，当时确实有不少将士想去边疆立下战功。 比如王忠嗣为人谨慎、平和，但他的兄弟们却觉得追随王忠嗣没有未来的发展，与他疏远了。 为了安抚手下将士，成熟稳重的王忠嗣不得不采取一些激进的外交政策，在确保胜利的同时出兵进攻管辖范围之外的少数民族，这样手下的将士就能得到升迁的机会。

不过，这些贪功功的士兵毕竟只是少数。

与常年流连边疆、希望凭借战功开创美好未来的军人相比，内地军人往往更渴望安宁。 随着唐朝和平的持续，大陆逐渐出现了“几代不识兵”的情况。 距离中央较近的地方军队甚至忘记了如何作战。 安史之乱爆发时，内地守军也造成了这样的混乱：叛军号角一吹，一些受惊的守军就从城墙上摔了下来。

《人本第一》云：“祖国虽大，若好战则亡；天下虽安，若忘战则危。”

安史之乱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好战”的边军和“忘战”的中央军。 这一时期的唐朝可以说是既“好战”又“忘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危亡是大势所趋。

第四：死于军事制度

高宗以后，征兵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李隆基即位后，这种征兵制才完全被招募制所取代。 必须说，均田制只是府兵制的一项配套政策，其本身的变化还不足以影响府兵制。 朝廷逐步废除军事制度后，平等的土地制度仍然保留。

唐中后期的士兵，无论是服役期间留在当地的守军，还是终身服役的中央军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征兵制度招募的。 从官军制到征兵制，军队完成了向职业化的转变。 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完美。 在转型过程中，埋下了军队本土化的种子，从而导致了诸侯势力的崛起。

安史之乱为何爆发？

笔者认为，这与军事制度被摧毁时诞生的节度使制度密不可分。

显然，唐朝军事实力最强的时期，正是军事制度盛行的时期。 李世民推行官军制度，所以贞观时期的唐军战斗力堪称天下第一； 高宗实行官军制，所以高宗时期的唐朝领土最广阔。 唐代中叶以后，一些大臣看到了制度转换的弊端，于是恢复军事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

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唐朝“不藏天下财”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唐朝地方势力对朝廷的威胁，进而引发诸侯割据统治。 说实话，这项政策的出台确实带来了地方权力威胁中央权力的隐患，但凡事有利有弊，这项政策也是利国利民的。

我们来看最有力的证据，安史之乱时，京城被叛军攻陷后，大唐依然能够利用当地资源发起反攻。

当时东南财阀还在，唐朝皇帝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东山再起。 张巡守睢阳整整三年。 如果没有地方国库的巨额积蓄，仅靠城内军民不屈的意志，城内军民很难熬过这三个寒暑期。

回顾后世的靖康之乱，汴梁一旦被金人攻陷，北宋王朝瞬间崩溃，再也没有恢复的余地。

总而言之，唐朝的军政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们不能把唐朝的衰落归咎于某个军政。 这是不严谨的。 在唐朝的发展过程中，贞观和开元两个盛世就是唐朝各项政策好处的体现。 那么，天宝年间的动乱，就是各种政策弊端的体现。

后世皆以唐朝兴衰为鉴。 即使是我们这些生在现代的人，也能从唐朝289年的发展历史中获益匪浅。

参考：

[《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