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之借代 古代公案小说与戏曲中的断狱审案故事：从玉堂春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文/赵小昭

周日专栏/犯罪历史

在古代文学中，有一类叫“公案小说”，戏曲中有一类叫“宫廷剧”，都是讲述古代官员判案的故事。比如京剧《玉堂春》和《三言二拍·玉堂春寻夫难》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妓女苏三（玉堂春饰）被诬告杀人，太原府三院（刑部、监察院、大理寺）的首席审判官正是她昔日的恋人王金龙。最后冤案得以洗清，夫妻重归于好；《诛杀驸马》讲的是秦香莲告丈夫陈世美重婚，结识了正义的包公，不忠的包公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个故事也收录在小说《龙图公案》中。 还有《彭公案》《石公案》《海公案》，现实中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十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

然而，纵观这些故事，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没有一个案例是受害者依靠法律的力量赢得诉讼的。

▲《正义，我的脚》剧照

但有一部戏或许是个例外，那就是粤剧《四大名捕》。该剧讲述的是“律师执照被吊销”的刑事法庭前书记员宋世杰为访民杨素珍打官司的故事。《四大名捕》被翻拍成多部影视剧，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无线电视的《律师宋世杰》和周星驰的电影《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是中国古代律师题材电影的代表作，被中央电视台《第十放映厅》评为“周星驰1992年献给电影观众最精美的礼物”。影片中对古代司法制度有很多细致入微的描写，除了搞笑之外，也是了解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题材。

1.访民杨秀珍

▲《判官的脚》停轿告状

从古至今，告官、“上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影《正义，我的脚》中，杨秀珍的上访之路更是艰辛，因为停轿告状、上访上访，都是“违法”行为。

清朝法律规定，百姓若告官弑父，先要受五十鞭刑，即使赢了，也要流放两千里之外。

《唐律传·诉讼》对“越线申诉”的处罚有如下规定：“凡越线申诉，受申诉者，处以笞刑四十”。越过申诉级别提起申诉的，先处以笞刑四十；宋太宗开元元年五月，又下诏：“各地百姓，不得越线申诉。刑罚笞以下者，由县令免职，如有不公，准许上告于​​州县”；宋真宗开元五年四月，又进一步规定，即使确有不公，“亦不得入宫越线申诉”。

元朝对此作了一些调整，《元史·刑律》记载：“州、县、邑应受理案件而不受理，或受理案件而判决有偏，或迟延不决，按罪轻重，分别处罚。”

明朝规定“有不义之事，不得伸张正义”。《明史刑法卷二》记载，洪武末年，“百姓上奏京师者甚多，查办案件，多有不实，故严禁申诉”。明宣宗宣德年间，“有告状者免除刑罚，不实者，仍发往边疆服役”。明代宗年间，“不论案件真假，一律发往边疆服役，今已无此规定”。

清朝对进京上访的官员，处罚非常严厉。《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规定：“若有人私入午门、长安门等处，告状不公，皇帝审问，查明事实属实，则禁锢一个月，一日之后，打一百下。”即使你的告状属实，不公，也要先禁锢一个月，出狱之日，打一百下。（来告吧，去死吧！）如果一群人上访皇帝，第一个犯事的，就“发配到边远驻军当兵”，其余人降一级。如果找出幕后主谋，即使他没有进京上访，“也要以初犯论处”。

“截访”在古代并不罕见，如清朝时，一些贪官怕被“告进京”，便会派专人或成立截访队，拦截“访民”，并装扮成土匪，在途中抢劫访民钱财。清末地方官甚至留有打手“打骂赈粮”，百姓没法诉苦，只好造反。

尽管漫长且胜算不大的上访和诉讼之路充满着绝望和恐惧，但早已停止写作的“律师”宋世杰仍然决心要为杨秀珍讨回公道，于是再次回到了法庭。

2. 宋世杰“律师”

▲周星驰凭借《正义，我的脚》中宋世杰一角荣获第37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获奖理由就是这一滴泪。

宋世杰在停止写作之前，是一位口才流利、颠倒黑白的“律师”。在帮助富商之子陈大文打赢打死张小四的官司后，他不禁潸然泪下。他的报应很快就到来了，十几个儿子相继英年早逝——这个情节其实反映出了古代律师的社会地位。

与现代人主张以法律武器解决纠纷和权利侵权不同，古人崇尚“不诉”的理念，尽量避免到官府解决纠纷。这种“不诉”理念不仅受到官府推崇，民间也纷纷效仿，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被称为“打官司”。古代官员以劝民不诉为荣。另一方面，由于官场腐败、酷刑，民间认为诉讼不是公正的价值判断，“打官司”与道德败坏是同义词，参与诉讼被视为耻辱。

在很多朝代的法律制度中，律师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唐朝的《诉讼法》规定：“代人写状，加添状，状轻于状，处五十笞，加重罪名，减诬告罪一等。”宋朝更是恶劣，官府在结案前，几乎都要先处理律师。明朝的《律例》规定：凡教唆他人告状，或代人写状，增减内容，即为诬告，写状者与当事人同罪。与现代“律师”尊贵的社会地位和崇高形象不同，古代的“律师”是“下层阶级”，形象贪婪、冷酷、狡猾、奸诈。

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律师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邓曦（公元前543年—公元前501年）。邓曦能言善辩，“言辞暧昧，辞不休”，办案报酬“大事给衣裳一匹，小事给上衣一条”。邓曦作为雄辩家，因“协助诉讼”而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但在统治者眼中，他的行为是“扰乱法律”，最终难逃被杀的命运。

春秋以后，史书上关于律师的记载很少，唐宋时期才逐渐增多。宋代，“诉讼学”开始在一些地区兴盛。欧阳修记载，在安徽歙州，“民学律令，家家作书”；《袁州府志》记载，在江西，“人人学诉讼，已成风气，乡学，学律，已成职业”；宋人编纂的《明公书盘清明集》中，关于律师的判词就有二十多篇，律师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有“诉讼鬼官”、“制御者”、“食茶者”、“善于诉讼之人”、“以笔写字之人”等；明清时期，律师活动愈发普遍，尤其是清代，出现了一大批以“诉讼”为本职的“职业”人员。

▲宋世杰在法庭上

晚清教育家王同臣所著的《苦梅阁杂记》一书，记载了许多律师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杨小怜”。

一个男人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打了父亲一拳。不孝不孝在古代是重罪。这个男人向律师杨小莲求助，杨小莲一口咬掉了不孝儿子的右耳。这个男人痛得大叫：“杀了我吧！”杨小莲把血淋淋的耳朵吐在地上，笑着说：“够了。”

第二天开庭，县令问他为何打父亲。不听话的儿子把蒙在右耳上的棉布拿下来，哭着说：“父亲因为一点小事惩罚我，用刀划破了我的耳朵。我当时痛得不行，不小心推了他一下，真的不是故意的。”县令见耳朵上的伤口是新的，就相信了。老父亲心疼儿子受伤，也没再追究此事。

清代笔记小说《小豆蓬》（清人曾六如著）中被称为“格达老娘”的湖州女律师，以“一言抵千金”而著称，“凡多年未结的大案，她只需一言一语，几笔一画，便可挽救，百般辩驳，无人能驳。”

当地一个富裕人家有个年轻的儿媳，丈夫死后，想改嫁，公公不许，要逼她守寡。儿媳找到格达的母亲，为她讨回公道。格达的母亲写了一封十六字的诉状，“她今年十九岁，丈夫死后无子，公公还是鳏夫，舅父还是未婚”。单亲公公和小舅父与小寡妇同住一室，有乱伦、不忠之嫌。在当时“礼法”的思想下，如果成为事实，必然对地方官员的政绩造成严重影响。于是诉状递交后，县令裁定儿媳可以改嫁。

寡妇改嫁后不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当时鬼之借代，江北收成不好，许多人都从江南收购稻米。江南的米商囤积稻米，拒绝出售。“官司猖獗，商贾蜂拥而至，无计可施。”江北的一位商人花了三千两银子，让葛大老娘写了一份奏折，请求政府下令江南开仓卖米。这份奏折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列国战乱之时，尚有移民搬米；天朝一统之时，江北江南何必分！”这份奏折很有理有据，气势磅礴，“今日上奏，明日放米。”

律师对案件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甚至一句话、一句话，都可能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除了他们精通法律、口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诉讼程序不完善，重口供轻调查，缺乏辩论程序。《正义，我的脚》里的宋世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何谓“官员包庇”罪？

▲欺人即欺天，不可自欺，欺民即欺我，岂忍欺民（注意落款） 此联为清康熙年间监察御史魏象枢所书。

八州刺史：“哼！宋世杰你想干什么？

宋世杰：吐痰也是告官的一种方式。第一，我要告你这个山西知县，你辖区内死了人，你却视而不见，玩忽职守！第二，我要告你这个山西巡抚，你放任妹妹杀人，犯法。第三，我要告你这个广州知县，你贪污受贿，枉法经营，陷害忠臣，胡言乱语。我还要告你，你身为八州刺史，却纵容下属，办事糊里糊涂。你自称清如水，明如镜，却得了虚名，让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我若将此事告上法庭，我保证你全家会被抄家，你的财产会被灭口。

电影中，八府巡抚（秦沛饰演）这一角色引人瞩目，宋世杰对他的评价是“廉洁奉公”，他救杨清、最终打赢官司，都是靠着“廉洁奉公”；打官司时，他想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同僚，所以才贱。

他的扇子在影片中起到重要作用，有很多隐喻。杨秀珍的二哥骗取杨庆的钱财后，不慎坠崖身亡。这一幕被路过的八府巡抚目睹，为了防止杨庆日后被官府误判，他将自己的扇子送给杨庆以表信任。后来宋世杰被关进监狱，杨庆探望时，宋世杰得知了扇子原主人的身份，用鲜血在扇子背面写下了“官人相护”。正是因为这“官人相护”四个字，八府巡抚才受理并重审杨秀珍的案件。

▲宋世杰用血写下“官人相护”

宋世杰所指控的“吐痰告官”的官员，在现实中又将因何罪名受到处罚？

（1）山西省县长

山西知府对辖区内发生的一起杀人案置之不理，被视为失职，违反了《大清律例》第六卷关于官职制度的规定，随意召集下属上堂。“下属若卑躬屈膝，或派文书上门听取案件，也按此处罚。”

（2）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政府致广州县长的一封信

广州县令何如达派衙役到山西押送姚田夫妇回广东受审。山西布政使故意拖延衙役，另派官员送何如达一份委托书和五千两贿赂银子，以保姚田夫妇。再审时，姚田的哥哥作为嫌疑人，并未避审，依然到庭受审。

山西布政使司首先违反了《大清律例》规定的“吏法勤务规章及擅问下级官员制度”：“凡上级催办公事，立案定案，或发传票，或派人转交下级衙门督办，如有迟延或过失，应依法处罚。若擅问下级官员，拘捕书记听案，派出狱县长，以妨公务者，应处以笞刑四十下。”按律则，应处以笞刑四十下，并免职。

他明知其妹姚天谋害二叔，便上书判官何如达，并贿赂银子五千两，犯了“以钱请托”和“托公事”罪：

《清刑法》杂罪律则规定，“官吏或他人徇私枉法，以乞求公务者，处以五十杖。仅以请求，即处以刑罚。（无论服从与否。）官吏服从（徇私枉法）的，处以同罪；不服从的，不处以刑罚。若亲自执行（徇私枉法），处以一百杖。（其出入）罪重的，以故意出入他人罪论处。若托付他人或亲属（以致罪过五十杖以上），则减轻官吏罪三级。”

《大清律例》“以钱财受贿”条规定：“凡以钱财索取恩惠，或劝人为贿，与行贿人同罚，分有俸禄、无俸禄者。有俸禄者不降官，无俸禄者降官……”山西省监是带俸禄的人，不应降官，与行贿人同罚。按律，应先笞五十，但因行贿人与行贿人同罚，应处绞刑以上死刑。

作为犯罪嫌疑人姚天的兄长，山西省政府没有回避，仍然参加了审判。根据案件回避的规定，“凡与当事人有亲属、婚姻关系的官员，或与当事人有师长（或原上级、地方官员）关系的官员，或与当事人有仇怨的人，都可以提出回避书。”按照法律规定，应该被“打四十下”。

（3）广州知县

▲广州知县何如达（吴孟达饰演）

宋妻杨秀珍将姚天夫妇告上法庭，知县何如达既不问案情，也不问案情，只因对宋世杰不满，便下令衙役对宋妻施行“A”级惩罚——三十个耳光。《清刑法》第二条规定：“朝廷、巡抚、刺史、巡抚、巡抚、印政使，得用钳制；其他大小衙门，不得擅用。朝廷官员将案件送朝廷审理，必须呈请核准，始得开庭审理。若不呈请，擅用钳制、扭指、耳光等……”何如达应“依法以失职论处”。

▲宋妻遭“A”打耳光

姚天夫妇到广州受审时，何如达对宋世杰施以酷刑——“兵”。宋世杰上诉时，何如达一方面怕受贿之事败露，另一方面又为泄愤，用棍棒打宋百余下，并戴上镣铐游街示众。还将宋世杰囚禁处罚。《大清律例》刑法狱判第二条规定：“官府审断案件，须引经据典。”何如达当受“打三十下”。

何如达接手杨秀珍案后，山西省政府曾亲笔写信给何如达，要求他包庇杨秀珍，并提出贿赂何如达五千两白银，何如达虽然拒绝了，但后来他的妻子接受了。

何如达接到山西省府的信，按照信中指示收留了犯人，并按照大清律例中有关受托公务杂犯的规定，“官吏顺从，则同罪处之”，应受“五十鞭”的处罚。

▲山西省政府贿赂何如达的5000两白银被何夫人收下

何如达得知妻子受贿后，并未归还赃款。《大清律例》规定，受贿官员家属应寻求赔偿：“凡监察官家属（包括兄弟、侄儿、奴婢）收受财物，以司人劳役，买卖逾价等，官（官）当处二等……若官（官）知之，以同罪论处。”何如达应处绞刑或以上死刑。

上述官员的“互相保护”违反了《大清律例》刑法第一条：“……若有官员徇私枉法，颠倒是非，故意作伪证供认，或将死罪犯犯错，处武流放，或将死罪犯犯错，处死刑，处死刑，处死刑，点名处分。”八府巡抚无奈，在宋世杰的讥笑声中，全体官员只好低头接受处罚。

清朝嘉庆皇帝曾用“平反冤假错案”来形容民事诉讼——他是闪电，他是光明，他是百姓唯一的神话。“上访”、“进京告状”成为百姓寻求“正义”的最后途径，仿佛统治者为百姓开辟了一条“直达天庭”的大道。

然而，杨秀珍常见而宋世杰罕见，何如达常见而包青天罕见。《我的脚》这样的故事背后，是“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人民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不信任人民，人民只能相信奇迹”这个枯燥无味又无奈的事实。

参考：

《唐律》、《宋史》、《元史-刑律》、《明律》、《清律》

南宋越服论.胡志堂《正义的意象》-清华大学出版社